新詩的做法（胡適談新詩）

胡適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創者，沒有他就沒有我們今天中文部落格。

全文如下：

有許多人曾問我做新詩的方法，我說，做新詩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詩的方法；新詩除了「新體的解放」一項之外，別無他種特別的做法。

這話說得太籠統了，聽的人自然又問，那麼做一切詩的方法究竟是怎樣呢？

我說，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，不可用抽象的說法。凡是好詩，都是具體的；越偏向具體的，越有詩意詩味。凡是好詩，都能使我們腦子里發生一種—或許多種—明顯逼人的影像。這便是詩的具體性。

李義山詩「歷覽前賢國與家，成由勤儉敗由奢」，這不成詩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用的是抽象的名詞，不能引起什麼明瞭濃麗的影像。

「綠垂紅折，風綻雨肥梅」是詩。「芹泥垂燕嘴，蕊粉上蜂須」是詩。「四更山吐月，殘夜水明樓」是詩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都能引起鮮明撲人的影像。

「五月榴花照眼明」是何等具體的寫法！

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是何等具體的寫法！

「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—斷腸人在天涯！」這首小曲里有十個影像連成一串，並作一片蕭瑟的空氣，這是何等的寫法！

以上舉的例都是眼睛里起的影像，還有引起聽官里的明瞭感覺的。例如「呢呢兒女語，燈火夜微明，恩冤爾汝來去，彈指淚和聲」，是何等具體的寫法！

還有能引起讀者渾身的感覺的。例如姜白石詞，「暝入西山，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。」這裡面「一葉夷猶」四個合口的雙聲字，讀的時候使人們覺得身在小舟里，在鏡平的湖水上蕩來蕩去。這是何等具體的寫法！

再進一步說，凡是抽象的材料，格外應該用具體的寫法，看《詩經》的《伐檀》：

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乾兮，

河水清且漣漪，

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！

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貆兮！

社會不平等是一個抽象的題目，你看他卻用如此具體的寫法。

舊詩如此，新詩也如此。

現在報上登的許多新體詩，很多不滿人意的。我仔細研究起來，那些不滿人意的詩犯的都是一個大毛病——抽象的題目用抽象的寫法。

那些我不認得的詩人做的詩，我不便亂批評。我且舉一個朋友的詩做例。傅斯年君在《新潮》四號里做了一篇散文，叫做《一段瘋話》，結尾兩行說道：

我們最當敬重的是瘋子，最當親愛的是孩子。瘋子是我們的老師，孩子是我們的朋友。我們帶著孩子，跟著瘋子走，走向光明去。

有一個人在北京《晨報》里投稿，說傅君最後的十六個字是詩不是文。後來《新潮》五號里傅君有一首《前倨後恭》的詩，——一首很長的詩。我看了說，這是文，不是詩。

何以前面的文是詩，後面的詩反而是文呢？因為前面那十六個字是具體的寫法，後面的長詩是抽象的題目用抽象的寫法。我且抄那詩中的一段，就可明白了：

“倨也不由他，恭也不由他！——

你還赧他。

向你倨，你也不削一塊肉；向你恭，你也不長一塊肉。

況且終竟他要向你變的，理他呢！”

這種抽象的議論是不會成為好詩的。

再舉一個例。《新青年》六卷四號裡面沈尹默君的兩首詩，一首是《赤裸裸》：

人到世間來，本來是赤裸裸，

本來沒污濁，卻被衣服重重的裹著，這是為什麼？

難道清白的身不好見人嗎？那污濁的，裹著衣服，就算免了恥辱嗎？

他本想用具體的比喻來攻擊那些作偽的禮教，不料結果還是一篇抽象的議論，故不成為好詩。還有一首《生機》：

刮了兩日風，又下幾陣雪。

山桃雖是開著，卻凍壞了夾竹桃的葉。

地上的嫩紅芽，更僵了發不出。

人人說天氣這般冷，

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摧折；

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，

他們暗地裡卻一齊換了顏色！

這種樂觀，是一個很抽象的題目，他卻用最具體的寫法，故是一首好詩。

全文完

我覺得胡適先生說的對，做詩如此，做文何嘗不是如此。

我們在表達某種信念時，最好也要用具體的寫法來闡述，有聲有色，有影像，有畫面，這樣才會給讀者以美感。